摘要：在現代經濟學說的發(fā)展史上存在著三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別，分別是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這三大學派的經濟理論充滿根本的差異和沖突，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反對者，而即便是同屬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它們在理論邏輯上也是迥異的。事實上，通過追根溯源可以發(fā)現，三者之間的矛盾并非不可調和，它們之間的差異也決非是無法溝通的。原因在于，在上述三個經濟學派別的發(fā)源地，它們有著共同的理論主旨——應對經濟世界的真實不確定性。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005－０7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深度不確定性時代，如何看待和應對不確定性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對于這樣一個重大課題，凱恩斯學派、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先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和弗蘭克·奈特都曾給予過密切關注。凱恩斯的整個學術生涯有兩個高峰，一個是他早期對不確定性的哲學研究，其成果是《概率論》，一個是他后期對不確定性的經濟學研究，其成果是《通論》，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哲學基礎。哈耶克從知識觀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不確定性與市場秩序生成的內在關系，尤其是他通過“無知的知識觀”和“默會知識觀”對自發(fā)秩序的揭示和對建構論理性主義的批判，更是凸顯出不確定性對于理解市場經濟的極端重要性。奈特把不確定性與社會進步和人類自由聯系起來，指出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乃是，通過鼓勵人們承擔市場中的不確定性來推動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同時防止以暴力或者其他外在干預的形式（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消除不確定性，從而壓縮或者取消人類行動的自由空間。由此看來，盡管奈特、凱恩斯和哈耶克分別來自三個相互對立的經濟學派別，但是他們的經濟思想有著共同的理論主旨，即如何看待和應對經濟世界的真實不確定性，這為三者之間展開實質性對話提供了新的基礎。
一般認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它缺乏一個基本的微觀經濟學結構①。這不是說凱恩斯宏觀經濟學中沒有對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分析，而是說凱恩斯的微觀分析既含混不清又充滿矛盾，給后人留下許多猜想的空間和令人困惑的問題。正如盧卡斯所言：“宏觀經濟學需要微觀基礎的看法已成為常識”，但是，“人們對這一需求的本質及滿足這一需求意味著什么還認識不清楚?！雹谝环N觀點認為，凱恩斯的微觀理論從未向理性主義觀念挑戰(zhàn)，在一定程度上，“凱恩斯分享著理性預期理論家的信心和樂觀主義”③；另一種觀點認為，《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根本上是拒斥理性主義傳統(tǒng)的，心理主義分析是凱恩
斯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④；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凱恩斯的理論體現了一種調和主義：在理性與非理性、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謀求妥協(xié)。凱恩斯本人似乎也感受到了自己在人類理性認識上的混亂，甚至聲稱自己深陷于“苦惱”和“不可救藥”之中⑤。
人們的看法如此不同，以至于詹姆斯·托賓直接將《通論》的微觀基礎問題稱為“一個難解之謎”。除了上述意見分歧之外，這個難解之謎真正令人困惑的地方還在于：在《通論》出版之前，主流經濟學未能考察不確定性和預期的形成過程，這在眾多卓越的經濟學家中被默認為一種事實，也未曾引起大的爭論。但是，在《通論》出版之后，由于它將不確定性和預期作為“核心論題”，人們對凱恩斯未能在《通論》中建構一個關于不確定性和預期形成過程的理論頗感困惑。正是在此意義上，霍奇遜指出：“凱恩斯沒有考慮這種預期是怎樣形成的，他的著作留下了這個空白，而在這個空白點上凱恩斯體系最易受到攻擊。”⑥ 既然學者們已預先判斷，凱恩斯沒有為他的《通論》建構一個微觀基礎，即提供一個關于不確定性和預期形成過程的理論說明，那么在《通論》出版之后，學界不余遺力地開啟重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理論運動，也就是被視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盧卡斯提出的理性預期假說。值得注意的是，同樣都是從關注不確定性和預期出發(fā)，理性預期假說卻得出了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截然相反的政策結論。在盧卡斯那里，預期的不確定性不是被用來探討《通
論》的微觀經濟學結構，而是被用于反駁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并為經濟政策的自由放任辯護。令人疑惑的問題是：既然《通論》把不確定性作為“核心論題”，主流經濟學家們怎么可能以不確定性之名來證偽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及其政策結論呢？理性預期意義上的不確定性與凱恩斯所謂的不確定性究竟有何區(qū)別呢？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卻構成了圍繞《通論》展開的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之爭的核心。
顯而易見，這個核心問題無法在《通論》中求得解答，也不可能在凱恩斯其他經濟學論著中找到破解疑惑的理論根據。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指正出一個被人們忽略已久的重要事實：就像亞當·斯密在創(chuàng)作《國富論》之前，曾經寫作《道德情操論》為其開創(chuàng)現代經濟學奠定哲學基礎一樣，凱恩斯在創(chuàng)作《通論》之前，也曾經寫作《概率論》，為其開創(chuàng)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定哲學基礎⑦。就像《道德情操論》是打開《國富論》當中諸多疑問的一把鑰匙一樣，《概率論》也是打開《通論》當中重重謎團的一把鑰匙。自1904年開始構思至1921年出版，《概率論》是凱恩斯先后用了17年時間進行研究和思索的經典之作。其重要性可從伯特蘭·羅素的評價中窺其一斑：“此書從總體上來說再怎么高的評價也不過分。”⑧ 在這部早期哲學著作中，凱恩斯發(fā)展了一種新概率論，即邏輯概率理論，并借此創(chuàng)立了一種新理性觀，即信念理性理論。
簡言之，凱恩斯信念理性理論的中心內涵就是：它向我們揭示了不確定性是無法用傳統(tǒng)的概率理論（主觀概率和頻率概率）進行數量化的，因而傳統(tǒng)概率理論根本不可能為我們提供處理不確定性的有效方法，而傳統(tǒng)概率恰恰就是正統(tǒng)經濟學建構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石。這正是正統(tǒng)理論難以有效地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內在原因。與之相反，凱恩斯經由他的信念理性理論建構了一個與新古典經濟人模型不同的“信念人模型”⑨。該模型通過納入對理性生成機制的內生不確定性、個體知識的不確定性、個體偏好的異質性和個體行為特征的多樣性的考察，使得以完備理性、完備知識、給定偏好和單一的個體理性行為為基本假設的主流理性選擇理論成為其特例情形。因此，“信念人模型”就成為一個更具一般性的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選擇理論。凱恩斯經濟學革命的實質乃是用他的“信念人”假設替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并在此基礎上發(fā)動了一場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創(chuàng)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紤]到《概率論》中的信念理性理論正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通論》）的微觀基礎，那些試圖將正統(tǒng)理論（古典和新古典均衡理論）綁架在《通論》之上的做法，就是根本有悖于凱恩斯經濟學的本意的。不管這些理論多么精致自洽，影響多么深遠，它們都不是凱恩斯本意上的微觀經濟理論，都不可能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因而只能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沒有愛情基礎的婚約。由此，我們得到一個基本結論：《通論》的秘密隱含在《概率論》之中，撇開《概率論》人們是無法從根本上把握《通論》的微觀基礎的。然而，長期以來，《概率論》卻很少引起學界的關注，尤其是在經濟學界，《通論》被從它的哲學母體《概率論》中抽離出來，受到極大關注，而凱恩斯的哲學成就則被他的經濟學影響所遮蔽掉了。這當中，可能有兩個學者可勉強算作例外，一個是凱恩斯最頑固的對手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另一個是《通論》的著名闡釋者海曼·p·明斯基。盡管明斯基沒有對凱恩斯的《概率論》作深入的研究，但他卻是能夠通過凱恩斯早期的哲學著作《概率論》來認識、考察和研究《通論》的少數人物之一。他在《凱恩斯〈通論〉新釋》一書中指出：“在解釋《通論》的過程中，必須牢記凱恩斯首先還是《概率論》的作者?！雹?明斯基雖沒有具體闡明如何通過《概率論》解讀《通論》，但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線索，這就是我們在前文中指出的：《概率論》是我們打開《通論》當中重重謎團的一把鑰匙。各種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重建方案，比如新古典綜合學派、倫敦劍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常?；ハ喙魧Ψ绞恰懊芭苿P恩斯主義”，而事實上，如果從《概率論》來看，這些方案都沒能把握《通論》的微觀基礎——信念人模型。明斯基還指出：“沒有不確定性的凱恩斯就像不是王子的哈姆雷特?！眥11} 這無疑是抓住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內核。對不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的理論研究，一直以來
都是各種正統(tǒng)和非正統(tǒng)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相關文獻不勝枚舉，圍繞《通論》展開的研究更是將不確定性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問題是，《通論》中的不確定性與傳統(tǒng)經濟學所認為的不確定性，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東西：《通論》所謂的不確定性是一種基于“非數量化不可知概率類型”的“真實不確定性”，即一種無法預測的意外。要想把握這種不確定性，不回到凱恩斯的《概率論》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僅僅通過《通論》中零星而雜亂的描述是根本不可能企及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思想植根于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認知之中，反過來，這種不確定性也正是他建構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通論》）的出發(fā)點。凱恩斯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憂慮：自由市場經濟充斥著不確定性，而人類的有限理性（信念理性）又遠遠不能掌控這些不確定性，更糟糕的是，人們還不得不在一個自己無法把握的不確定性的世界中進行決策。這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困境。在《通論》的最后一章，凱恩斯以“略論《通論》可以引起的社會哲學”為結束語，對資本主義的前景作了一種悲觀主義的預測。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認為，《通論》實際上是為凱恩斯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建立了一種合理的經濟解釋。凱恩斯先后思考17年才出版的《概率論》，其研究動機就是源于他對摩爾倫理學的困惑。摩爾在他的《倫理學原理》一書中將“善”解釋為一種不可定義的東西，而在凱恩斯看來，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倫理學（不可捉摸的善）將為人類的倫理實踐帶來困惑。正是基于這樣的倫理困惑，凱恩斯開啟了他對不確定性和人類理性的研究，最后的成果就是《概率論》中的信念理性理論，而這個理論也正是《通論》的哲學基礎。
由此看來，凱恩斯的整個學術生涯有兩個高峰，而這兩個高峰都與他對不確定性問題的研究息息相關。一個是他先前對不確定性與倫理學關系的研究，其成果是《概率論》——一部以“概率和善行”為主旨的道德哲學專著，該書反映了凱恩斯早期的基本信仰。一個是他此后對不確定性與經濟學關系的研究，其成果是《通論》——一部從不確定性視角確立宏觀經濟分析基礎的經濟哲學專著，該書彰顯出不確定性問題對凱恩斯經濟學革命的深層意涵。在《概率論》出版（1921年）至《通論》（1936年）問世的15年間，資本主義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大蕭條），并由此引發(f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某種意義上，這次大危機是以資本主義的歷史實踐為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思想作了一個歷史注解，《通論》正是凱恩斯為拯救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大蕭條在情感和理性上產生的影響始終沒有從人們的腦海中抹去，但凱恩斯經濟學似乎已被新自由主義埋葬。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正當凱恩斯主義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準備“壽終正寢”的時候，當下這場仍在不斷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把凱恩斯推到歷史的最前臺，以至于整個人類都為我們曾經擁有這樣一個偉大的頭腦而深感慶幸——凱恩斯又回來了，而且是作為人類的精神導師回來的！在這個時候，我們更有理由回到他早期的哲學著作（《概率論》），深入地研究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思想，借以洞察我們當下的處境和人類未來的前景。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曾指出：“凱恩斯相信，和遵守傳統(tǒng)的抽象規(guī)則形成的世界相比，他通過計算一些可預見的后果，能夠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12} 顯然，這一評價針對的是凱恩斯的《通論》。哈耶克還把凱恩斯的“建構論”情結追溯到他早期的哲學著作《概率論》：“在凱恩斯的背后有一種哲學幻覺，即存在著一種難以定義的‘善’的屬性——一種有待人們去發(fā)現的屬性，它使每個人承擔起追求這種善的義務，只要認識到這種善就有理由蔑視和不考慮許多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13}。哈耶克對凱恩斯的上述評價是不準確的，甚至歪曲了凱恩斯哲學的本質。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凱恩斯哲學的本質是它對不確定性的一貫關注，在早期他關注概率與善行即不確定性與倫理學的關系，這體現在《概率論》中；在后期，即在經濟學研究中，他關注人的預期的不確定性和動物精神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關系，即不確定性與經濟學的關系，這體現在《通論》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凱恩斯的問題上，與其他學者不同，哈耶克所犯的錯誤不在于他撇開凱恩斯早期的哲學去理解凱恩斯經濟學；恰恰相反，他深
“在解釋《通論》的過程中，必須牢記凱恩斯首先還是《概率論》的作者”這一事實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沒有把握《概率論》的思想本質——闡述一種真實的不確定性及其人類理性的局限，因此，在哈耶克那里，“沒有不確定性的凱恩斯”最終變成了“不是王子的哈姆雷特”，成為一個思想“庸人”。 不可否認，盡管都強調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人類理性的局限，哈耶克與凱恩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凱恩斯那里，不確定性和無知是產生人類生存困境的根源；而在哈耶克那里，我們的無知和世界的不確定性恰是人類存在的前提條件。在《復雜現象論》一文中，哈耶克指出：“我們的無知的重要性并不因為科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有所減弱，相反，科學的不斷進步需要我們更為嚴肅地對待知識的限度及其作用的邊界。我們對世界越是有更多的了解，我們的學問越是深入，我們有關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知識，我們有關自己的無知的知識，也就越重要?！眥14} 正是基于這種“無知的知識觀”，哈耶克對建構論理性主義提出了尖銳批評，在他看來，建構理性論是建立在四個基本假設之上的：第一，凡是不能得到科學證明或觀察驗證的事情，就沒有理由遵守；第二，凡是沒有理解的事情，就沒有理由遵守；第三，對于一項具體的事業(yè)，除非對它的目標事先有充分的說明，就沒有理由參與其中；第四，任何事情，除非不僅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能夠充分肯定該后果是有益的，就沒有理由去做這件事情。在哈耶克看來，這些假設對于人類知識的局限性，沒有表現出任何自覺，更沒有考慮到科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向人們揭示知識的局限性{15}。
我們有關自己的“無知的知識”之所以如此重要，來自如下事實，即人類的無知與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多樣性密切相關。首先，沒有差異就沒有秩序。不僅在人類事務的領域，無論是什么地方，秩序需要以它的構成因素之間的差異為前提。其原因在于，秩序的重要性和價值會隨著構成因素多樣性的發(fā)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會提高多樣性的價值，由此使人類合作秩序的擴展變得無限廣闊。其次，差異源于私人知識的分散性。哈耶克指出：“對這種差異或許起著主要作用的知識，遠不是任何哪個人的知識，更不是某個發(fā)號施令的超級頭腦的知識，而是從一個過程中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散布在千百萬相互交往的個人中的、各不相同甚至彼此沖突的信念之間發(fā)生著實驗性的相互作用。人類表現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不是個人私有知識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種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這反過來又產生了秩序并提高了力?！眥16}
對于哈耶克基于個人分散的默會知識而描述的自發(fā)秩序及其優(yōu)越性，邁克爾·波蘭尼用他的“多元中心秩序”做了更為清晰的說明（見圖1）。在這個“多中心”模型中，經濟決策的權力是分散在w（工人）、l（土地所有者）、i（投資商）、m（經理）和c（消費者）這個多中心之間的。在經濟體系中有三類人不得不去分配資源：w分配他們的勞動力資源，l處理一定數量的土地，i分配一定數量的資本。當m把工作分配給w時，w將分派自己到m提供的工作中；同樣，當m決定把他的廠房建在l提供的土地上時，l把他的土地安排給由m控制的一家工廠；當m把想法告訴給其中的一個i時，i會把他的資本在不同的m之間進行分配。在m右邊，c在不同的m之間分派他們的消費習慣，與此同時，m也會在不同的c之間分配他們的產品。
波蘭尼指出，這個體系參與解決的整體任務具有多中心的特質，即它要求每一個w、l、i、m和c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主動權來采取行動，每個人因此都必須擁有個人權力來處置他職能之內的事務。問題是，這個多中心權力模式運轉的基礎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波蘭尼與哈耶克略有不同。以哈耶克之見，這個多中心權力模式是在市場的引導下自發(fā)運轉的，其結果是一個自發(fā)生成的自由市場秩序。波蘭尼則認為，在這個多中心權力模式中，“我們必須考慮每種分配獨特的兩面性。由于這一體系具有協(xié)調性質，所以，在每一次協(xié)調中，兩個獨立行動個體的資源分配必須非常一致”，而如此巧合的一致性，“只能歸因于所涉及的兩個個體之間達成的協(xié)議”。這就是說，在這個多中心權力模式中所有分配都必須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必須有完備的勞動合同、土地租約、出資證明和銷售合同。這樣，多中心的市場“權力之網”就變成了完備的市場“契約之網”。顯然，為了完成這樣一個契約之網，即自我協(xié)調的經濟
運轉體系，每個符號，w、l、i、m和c都代表著許多個體，他們的每次自我協(xié)調，都是同所有其他人的自我調節(jié)是相互影響和彼此競爭的，“正是這無數的競爭性出價共同形成了經濟體系內相關經濟的最佳狀況”。波蘭尼的“多中心原理”從更現實的角度描繪了生成自由市場秩序的內在邏輯，這與哈耶克所堅持的個人主義原則是一致的。
與哈耶克極為不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多中心原理”向我們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四者之間所具有的“同一性”。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唯一的差別就在于i的就職秩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i的權力源于的行政任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i憑借自己的私有財產獲得某種權力。顯然，投資者不太可能像私人投資者那樣敏銳地發(fā)現盈利機會，也不可能像私人投資者那樣根據改變了的環(huán)境迅速地做出調整。但是，波蘭尼指出，只要國有企業(yè)能夠根據現代經濟體系的多中心性質去管理，并建立一套“權力、任務、測試、報酬和就職”的制度，就可以按照私有企業(yè)模式來運行。波蘭尼的“多中心原理”打破了將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截然兩分的頑固看法。這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觀點。盡管他也認為計劃經濟存在無法克服的弊端，但是，他對那種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視為水火不容的看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蘇聯時期實行計劃經濟的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官方的教科書分成兩部分，蘇聯學生給它們起綽號為舊約和新約。《舊約全書》告訴你的全是商業(yè)主義的罪惡，為利潤而的罪惡，對商品拜物主義的罪惡，社會關系被降級為物品之間的關系的罪惡，貪婪地為市場利益而導致人們相互疏遠的罪惡。而在《新約全書》里所有這些商業(yè)的特征都被重新詮釋，每一次都為了辯解其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更新，說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們的確在本質上和以前不同了，除此之外它們也只是暫時的，等等”。相反，像米塞斯、哈耶克這些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者，則堅持從相反的方向強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水火不容。米塞斯曾經指出，人們必須在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是唯一可行的社會制度”，舍此之外，“人類別無選擇?！眥17} 這成了戰(zhàn)后反社會主義運動的導火索，也是哈耶克在他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中心論題。波蘭尼對米塞斯的極端論點提出批評，認為企業(yè)是國有還是私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暗恍业氖?，米塞斯教授要求得太多。他沒有預見到國有企業(yè)也能以商業(yè)方式運作。他否認了這種可能性，因此他和他的追隨者們現在都改變了立場?！眥18}同樣，針對哈耶克所堅持的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進行嚴格劃界的思維邏輯，凱恩斯堅持要求哈耶克指出他所謂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起點究竟在哪里：“你承認在兩者之間劃分界線是個問題，你也同意必須找到這個界線，而極端的邏輯是不可能的。但你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在何處劃分界線的方法……我猜想你大大低估了中間道路的現實性。但是，只要你承認極端的做法行不通，你的論證就已經不攻自破，因為你告訴我們，只要向計劃經濟方面邁出一英寸，就會走上通往深淵的道路?！眥19} 顯然，在這里，凱恩斯點到了哈耶克的死穴。
凱恩斯強調不確定性，是為了解決不確定性給人類生活帶來的畏懼和不安，他擔心人類理性無法擔當起把人類從不確定性之中解救出來的重任。這是看待不確定性的一種消極方式。與凱恩斯相反，哈耶克認為正是不確定性的存在，才使得個人自由選擇和自由市場秩序成為一種絕對的必要。這是看待不確定性的一種積極方式。在對待不確定性問題上，奈特既不像凱恩斯那樣悲觀，也不像哈耶克那樣樂觀。在他看來，不確定性是生活中的一個基本的客觀事實，雖然我們無法從商業(yè)決策中消除不確定性，卻可以用若干方法來減少不確定性。至于將不確定性減少到什么程度，這是一個與社會秩序密切相關的問題；一個社會所能容納的不確定性的程度，是衡量該社會健康與否的一個基本指標。奈特提出了四種應對不定性的方法：第一，通過科學研究和數據積累，增加我們關于未來的知識以應對不確定；第二，通過不同形式的大規(guī)模組織來整合不確定性；第三，通過付出一定代價來增加對未來的控制，即通過控制來減少不確
定性；第四，通過放慢社會進步的步伐來減少不確定性，這一方法可以無限減少不確定性，但是，它可能導致社會停滯{20}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這就是通過培育社會信任來減少不確定性。增進知識、組織整合、加強控制、放緩進步和培育信任這五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反映了不確定性與社會秩序的生成關系，隱含著一些具有啟發(fā)意義的結論。
一是不確定性的減少只是一個程度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因為如下事實而變得異常復雜，即“最具有不確定性的活動就是把資源用于減少不確定性。”{21} 這就是說，人類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的選擇是兩難的：一方面，我們必須采納凱恩斯的理論方案來對付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像大蕭條那樣的不確定性，更需要干預以防止市場和社會秩序的崩潰；但是另一方面，的行為同樣充滿著不確定性，有的時候，甚至干預行為本身就是引發(fā)或者加劇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
二是不確定性與社會進步密切相關。一個沒有不確定性的社會，是一個失去社會前進動力的社會，也必然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在此意義上，自由市場秩序的根本職能就在于：通過鼓勵人們承擔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從而產生更大的社會進步的驅動力{22}。
三是不確定性與自由密切相關。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不對不確定性加以控制，即便是一個小的不確定性，也有可能引發(fā)后續(xù)的更多更大的不確定性，產生不確定性的“蝴蝶效應”，導致社會秩序的崩潰和自由的喪失；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任何降低不確定性的做法都將壓縮人類行動的自由空間，完全消除不確定性，也就意味著自由的完全喪失。因而，奈特指出：“理性的行為意味著努力減少不確定性，然而，冷靜地想一想，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一旦真的完全消除不確定性或者極大地減少了不確定性，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單調而沒有色彩?！眥23}
有必要指出，前述應對不確定性的五種方法并不是相互獨立地發(fā)揮作用的，事實上在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補—代替—破壞”效應。以“控制”與“信任”為例，管制是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然而，基于控制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與基于信任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二者之間的關系既可能是互補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甚至是相互破壞的。張維迎教授對基于管制的信任與基于信譽的信任二者之間的關系做過精彩的分析（見圖2）。在該圖中，橫坐標代表管制的范圍和力度，越往左表示管制強度越大；縱坐標代表企業(yè)講信譽的程度，越往上意味企業(yè)的信譽越高。圖中有一條向下傾斜的對管制的“需求曲線”，它表示：為了維持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信任），如果企業(yè)或個人不講信譽，基于信譽的信任就不存在；市場要運行的話，就只能依靠基于管制的信任；隨著企業(yè)和個人信譽的提高，對管制的需求就相應減少；當信譽高過一定點后，管制就不再必要，市場可以自行正常運轉。所以，這條曲線是向下傾斜的。圖中的另一條曲線可以稱為信譽的“供給曲線”，它反映信譽怎樣隨著管制的變化而變化。如果這個社會完全沒有管制，沒有的介入，違約了，騙人了，一逃了事，企業(yè)和個人就不會講信譽。所以，一開始，隨著監(jiān)管的增加，企業(yè)的信譽也相應地增加，但是超過坐標中的某個點（圖中的x）后，再擴大管制的范圍和力度，企業(yè)又開始慢慢不講信譽了。監(jiān)管越多，企業(yè)講信譽的積極性越小，所以這條供給曲線}。
為什么會出現管制越多企業(yè)信譽越低的情況呢？原因在于：超過一定的界限后，管制越多，賦予的權力就越大，的自由裁量權就越多，未來就越不確定、越不可知。當這種外生的不確定性疊加在市場內生性不確定性之上時，不確定性更難以預期，在此情況下，企業(yè)和個人就很少考慮未來，自然就不會講信譽，造成信任缺失，而信任的缺失反過來必然會進一步加劇市場不確定性。這樣一個由管制所導致的惡性循環(huán)就出現了：管制增加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導致信任缺失→信任缺失加劇不確定性。當然，如果管制的效率不是太差，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會有一個交點（e），形成管制與信任之間的一個均衡。這說明好的管制不但使得管制本身可以減少不確定性，而且還可以發(fā)揮管制的信譽培育功能，管制培育了信任，進一步減少了不確定性。這時候在應對不確定性上，管制和信任這兩種方法是互補的。我們所提到的控制與信任在應對不確定性上
“互補—替代—破壞”關系，在其他應對方法之間同樣存在。這說明，上述五種方法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而不是彼此獨立地對減少不確定性發(fā)揮作用。這反映出我們當今經濟社會的復雜性。我們現在所生存的世界不是“古典經濟”的社會，這個世界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既不是單一的，各種方法之間也不是獨立發(fā)揮作用的。過往的歷史表明，自由市場為我們應對不確定性提供了最高效、最廉價的機制，但是，當今世界僅靠市場來應對不確定性，顯然已不合時宜。
必須指出，正是因為我們對自由市場的長期的“過度消費”，才導致我們對當今世界的本來面目缺乏一種深度的理解，現在我們必須摘掉具有浪漫色彩的眼罩，摸索著學會與不確定性打交道。人類能夠做的或許只能是在上述各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之間尋找一個均衡點——一種“最優(yōu)不確定態(tài)”。這就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道理：不確定性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在人們的經濟決策和其他決策活動中，我們可以設法減少不確定性，卻絕無可能清除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坦然地面對不確定性，坦然地承認我們的無知，唯有如此，我們才會小心、謹慎地審視各種社會重建方案，防止“知識的僭妄”。18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史和20世紀末期以來新興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崛起的歷史，讓我們明白了市場、法制、產權的穩(wěn)定，以及取消對私人選擇的政治干預會如何釋放出蘊藏在每個人身上的企業(yè)家能量。自由市場賜予人類的恩惠我們不應忘記。與此同時，隨著人類自身及其經濟社會環(huán)境的變遷，我們已進入一個深度不確定性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一個新的問題變得日益重要起來：如何建構一個良序社會？對此，我們沒有終極的回答，但有一點非常重要，這就是哈耶克告訴我們的：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人類理性的主要缺陷是未能對社會組織的限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今天，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差不多已經摧毀了自由市場的神圣形象，深度干預已成為一種世界性共識。在此歷史關口，我們有責任提醒人們，認識到社會化組織的限度以避免造成損害，與認識到在這種限度之內可以實現的潛能一樣重要。奈特、凱恩斯和哈耶克分別來自三個不同的經濟學派別，他們對經濟學和經濟世界的看法存在很多分歧，但是，他們在對不確定性的認識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他們基于對經濟世界“真實不確定性”的洞見，將一種哲學分析框架——知識與不確定性——滲透進經濟學研究之中，借以洞察社會經濟秩序和人類的生存境遇，這種充滿智慧的思維方法向我們打開了一扇明亮的思想窗戶。
?、佗邰茛?g·m·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77、270、273-274頁。
?、?參閱拙文《信念理性理論與凱恩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概率論〉到〈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載《上海市經濟學會學術年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頁。
?、鈡11} 海曼·p·明斯基：《凱恩斯〈通論〉新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7頁。
{12}{13}{15}{16} 哈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3、67-68、90頁。
{14} 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頁。
{18} 邁克爾·波蘭尼：《社會、經濟和哲學：波蘭尼文集》，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83－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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