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鄧小平說：“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1]他還說：“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2]到黨的十九大召開時，習近平已經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撫今追昔，我們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快速到來而倍感自豪，而且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充滿信心。
【關鍵詞】新型兩制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世界社會主義前景
【中圖分類號】D5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04
《覺悟》雜志，是天津愛國學生運動團體覺悟社創(chuàng)辦的的刊物，由周恩來同志負責主編，于1920年1月20日正式出版。覺悟社是在1919年9月16日由以男生為成員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及由女生為成員的“女界愛國同志會”兩個進步團體中的一些骨干分子，組成的一個學生進步團體，是我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
社會主義新局面源自于改革。當時代條件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中及時調整了發(fā)展目標和戰(zhàn)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實現了對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超越，通過政府更好發(fā)揮作用，實現了對一般市場經濟的超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展示了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它將大有作為，并因其全方位優(yōu)秀成績吸引世人目光，為人類展現一種新型發(fā)展模式，進而為世界社會主義振興提供實踐背書。
時代主題演變與新型兩制關系形成
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體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隨著生產力持續(xù)發(fā)展，人們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結構。就此而言，生產方式歸根結底決定著時代主題，從而決定著時代基本面貌。
自馬克思以來時代主題的三次演變。其一，馬克思時代的主題是“轉變與危機”。馬克思時代面臨兩場重大革命性轉變。一是以蒸汽機技術為代表的工業(yè)革命，引起生產方式根本轉變;繼而爆發(fā)了以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為特征的經濟危機。二是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推動西歐主要國家相繼實現政治體制轉變;進而助燃了以階級斗爭為特征的社會危機。兩種進步性質轉變之所以釀成動蕩性質危機，根本原因在于：舊秩序被“轉變”沖垮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社會形態(tài)因失序而出現“危機”。得革命轉變風氣之先的西歐強國，使15世紀末開始的全球化進入到迅速推進局面，人類被迅速串聯到一起，始作俑者就是急于擴張的資本。兩種危機激化了社會沖突，導致馬克思主義誕生，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此發(fā)生。
其二，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的時代主題是“戰(zhàn)爭與革命”。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世界為舞臺的。資本強國為爭奪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在20世紀上半葉先后發(fā)起兩次世界大戰(zhàn);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戰(zhàn)爭考校了彼此實力，最終形成了以戰(zhàn)勝國意志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值此，資本才算大體確立了統(tǒng)一的市場經濟規(guī)則。與此同時，世界大戰(zhàn)嚴重惡化了落后國家生存條件，使暴力革命指向的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目標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會主義運動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催生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推動了中國及東歐多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陣營隨之形成。
其三，20世紀中期以來時代主題轉向“和平與發(fā)展”。戰(zhàn)后，殖民地紛紛獨立，隨著聯合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建立，世界形成以資本強國意志為核心的經濟政治秩序。戰(zhàn)爭和沖突雖時有發(fā)生，但都呈現為短時和局部范圍，和平成為國際關系主基調。資本主義國家借助以微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獲得了迅速經濟發(fā)展;市場競爭從法治顯著缺位演變?yōu)榉ㄖ苹靖采w，標志著資本主義從初級階段發(fā)展至成熟階段。在馬克思時代，市場機制缺乏法制約束，資本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紛紛把壓榨剝削雇傭勞動者作為一般競爭手段，致使雇傭勞動者飽受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之苦，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階級斗爭因此趨于暴力化。當代市場經濟健全了法制規(guī)范，資本擴張不能再采取剝奪雇傭勞動者合法權益方式進行，按資分配越來越呈現按經營能力分配性質。隨著社會保障體系建立，雇傭勞動者基本生存權利得到保障，勞資關系趨于穩(wěn)定;此時，階級斗爭即便發(fā)生，也局限于雇傭勞動者爭取更多經濟利益，訴求往往呈現具體化、碎片化，而不再動輒要求推翻政治制度。
和平與發(fā)展時代兩制關系走勢。20世紀50年代是社會主義普遍向好階段，用當時流行語表達就是：“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帝國主義一天天爛下去。”但是，圍繞資本主義所發(fā)生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方面出現分歧，中蘇兩國在六七十年代針鋒相對，蘇聯主張被斥之為“修正主義”。此舉更是波及到中國國內政治。為了反修防修，中國搞起了延續(xù)10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到文革結束時，面對的已經是一個高度發(fā)展的世界。中國共產黨人果斷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進程。
中國改革最大實踐成果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質是重建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社會主義者過去認為資本本性是剝削，現在肯定資本源于勞動，屬于強者能力所得，可以助推生產力。既然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就不再是非剝削體制與剝削體制的區(qū)別，而是一種勞動組織方式與另一種勞動組織方式的區(qū)別;社會主義國家一如既往地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目標，但放棄了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路徑。
不難看出，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演變，健全法制環(huán)境使按資分配具有按勞分配性質，資本回歸至特定勞動形態(tài);其次是社會主義改革對該演變的認同，即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肯定了資本是其擁有者經營能力的成果。值此，馬克思以降一直以準戰(zhàn)爭狀態(tài)相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放棄了必須對抗的道義理由。
需要指出，隨著中國“強起來”步伐加快，資本主義國家察覺到另一種價值觀主導的體制正在超越自己;面對這種靈魂深處的“威脅”，部分西方政治家體味到某種“末日”情緒，他們把這種發(fā)展方式區(qū)別上綱上線，解釋為“文明沖突”或“意識形態(tài)對抗”，不惜動用國家力量對市場活動圍追堵截，試圖挑起經濟領域的“冷戰(zhàn)”。中國當然不會聽之任之，必須采取各種必要手段堅決捍衛(wèi)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同時也應看到，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并沒有改變，堅定“四個自信”，保持戰(zhàn)略定力，深信時間助我，有理有利有節(jié)地應對，渡過眼下這一特殊時期。
社會主義改革重塑兩制關系。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新型大國關系，一開始主要是針對中美關系。其要義在：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顯然，新型大國關系也是新型兩制關系。所謂“不沖突，不對抗”，既是一種主觀選擇，也是一種客觀呈現。從社會主義者一方而言，我們承認與資本主義不同，并且堅信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于資本主義制度，雙方對立客觀存在;但是這種認識并不具有排他性，我們同時承認任何民族都有自主選擇自身發(fā)展方式的權利，承認他方對自身政治制度優(yōu)越性認可的權利，并不尋求把這種差別意義的“對立”推向敵對意義的“對抗”。雙方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和平共處。所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只能在擁有相同或相近的價值尺度前提下才能發(fā)生，這一價值勞動是圣潔的，剝削是丑惡的;勞動者之間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勞動者和剝削者之間萬難形成這種關系。
人類生存在地球不同地域，每一民族擁有的物質資源和交往條件彼此不同，為了解決自身生存和發(fā)展問題，經過世世代代奮斗，形成了各自的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這種特殊地域性構成民族文明底色，其成果屬于有效利用特定環(huán)境條件的最佳模式，而所有民族文明成果相加，才構成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完整形態(tài)。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強調：“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yōu)劣之分。”
如果說，民族文明無高下的話，那么，政治選擇有優(yōu)劣。政治制度更多體現現實性需要。不同政治理念會形成不同價值目標，并相應產生不同制度設計。一般而言，資本主義政治家秉持“優(yōu)勝劣汰”原則，把自己視為勝者和當仁不讓的規(guī)則制定者，千方百計通過政治舉措來鞏固和發(fā)展自身利益;社會主義政治家秉持“人類平等”原則，主張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遵從互利共贏原則，積極參與和擴大與其他國家合作，由此所形成的發(fā)展模式，會動員更多資源條件，形成更有利于整體發(fā)展的局面。所謂政治選擇有優(yōu)劣，指的就是這種制度選擇合理性和實踐發(fā)展快慢性差別。當然，政治制度孰優(yōu)孰劣，最終要看實踐。在實踐定論之前，社會主義對自己制度優(yōu)越性的自信與對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并不矛盾。
如前所述，新型兩制關系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實現了從傳統(tǒng)形態(tài)向現代形態(tài)的轉變，其次是因為社會主義通過自身改革調整了對資本主義認識。既然“資本”變成了一種經營能力的成果，大體走出了“剝削”定位，轉化為一種特定的勞動方式，那么，以反剝削為主旨的社會主義當然需要調整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雙方關系已經從過往孰死孰活的暴力敵對性質，轉變?yōu)槿缃袷肓邮雰?yōu)的和平競爭性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分工共享機制拓展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導致產品過剩危機，證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fā)展需要。然而，如果說計劃經濟屬意于對生產資料作用充分發(fā)揮的話，那么，市場經濟則立足于對勞動者能力充分調動?？茖W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使生產資料處在勞動成果地位，表明市場經濟抓住了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也擁有了自我調整生產關系的一定空間。不僅如此，市場體制所營造的競爭機制和分工機制，還分別成為客體性質的經濟發(fā)展助力。
市場經濟伴生的競爭機制和分工機制。首先，從競爭機制方面看。市場經濟奉行“自由競爭優(yōu)勝劣汰”原則。市場主體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往往受價格信號支配，把資源投入到個別價值高于社會價值的產品生產領域，后者之所以形成價值高地，關鍵在于出現資源短缺導致了供不應求，當資源擁有者紛紛投入到該領域的時候，就會拾遺補缺，使該領域個別價值趨同于社會價值。在市場環(huán)境中，競爭動力驅使生產領域日新月異，供求關系的失衡與均衡交替出現、始終存在，成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常態(tài)現象。
競爭機制仰仗資源主體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導向，斯密認為，就像存在一雙“看不見的手”一樣，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化。顯然，競爭前提越平等，競爭行為越充分，就越有利于資源配置的合理化。
其次，從分工機制方面看。斯密和馬克思都曾經揭示過，分工會使勞動者持續(xù)專注于特定勞動環(huán)節(jié)，形成特有的智力加持現象，使分工勞動在效率上顯著高于非分工勞動，當分工勞動者彼此交換各自勞動成果時，客觀上導致參與者能夠分享他人分工理性成果，所形成的“集體力”會帶來“成倍增長的生產力”。[3]顯然，分工關系的擴大，將使這種理性成果共享范圍擴大，就像“隱蔽中的腳”一樣，進入的分工關系越是廣泛，參與受益者就越多。
當年，《共產黨宣言》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歷史轉變?yōu)?ldquo;世界史”的趨勢，如今已經成長為經濟全球化樣態(tài)?？梢?，一方面是勞動者個人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是勞動分工關系擴大，雙方共同營造出一種越來越全面的理性成果共享局面;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這雙“隱蔽中的腳”會自發(fā)走出一個更具效率更快發(fā)展的經濟局面。
無論“看不見的手”還是“隱蔽中的腳”，其源頭都在于人類理性。一方面，理性會設置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這是“看不見的手”形成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理性會選擇行為效率最大化手段，這是“隱蔽中的腳”形成的根本原因。然而，不管前者還是后者，都是在市場體制中被激活的。“自由競爭、優(yōu)勝劣汰”對勞動資源的調動，集中體現在鞭策勞動者積極發(fā)揮理性作用，所謂“看不見的手”和“隱蔽中的腳”都屬于市場主體衍生現象。
市場經濟中競爭機制和分工機制運行特征。斯密揭示市場經濟存在“看不見的手”，為市場配置資源方式的普適性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看不見的手”取決于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動機，當特定資源出現短缺現象時，勢必通過其個別價值高于社會價值呈現出來，從而吸引資本進入，直至其回歸至社會價值為止，由此體現資源合理化配置過程。
與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自發(fā)性不同，市場所推動的分工關系發(fā)展卻具有某種自覺性。分工關系所形成“隱蔽中的腳”展示的邏輯環(huán)節(jié)是：首先，分工本身就能夠帶來增益現象——由于專業(yè)化勞動所特有的智力加持作用，分工勞動者通常能夠形成超出一般勞動的生產力，即馬克思所說“成倍增長生產力”;其次，該生產力在交換關系中被所有參與者共享——較之自己生產，每一分工勞動者都享受了交換對象理性成果的好處;最后，分工成為人類勞動一般形式，勞動發(fā)展通常表現為分工關系擴大。
但是，事實證明，分工關系并非單純主觀選擇對象，也就是說，人們不能隨意擴大或縮小分工規(guī)模。最早，馬克思曾經強調過分工關系受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制約，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就有什么樣的分工。然而，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只能決定分工關系格局，卻不能決定分工關系布局。格局是分工崗位設置的客觀要求，解決設置什么分工崗位以及各設置多少的問題;而布局是分工崗位的主觀要求，解決什么人承擔什么分工崗位以及如何上崗的問題。
其間涉及到對資源狀態(tài)認識，即哪些是資源以及資源多少的問題。顯然，這個層面的資源交換同樣涉及到分工結構。分工是主體之間的勞動關系，往往取決于主體利益需要。那么，分工關系的結構方式，到底是針對部分主體需要，還是針對所有主體需要?資本主義所設置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是資本強國的需要，他們按照自身經濟發(fā)展，去考慮國際分工關系建構。應該承認，戰(zhàn)后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實際是按照戰(zhàn)勝國需要建立起來的，這符合優(yōu)勝劣汰原則。戰(zhàn)爭發(fā)起者被剝奪權力，客觀上成為控制戰(zhàn)爭再度發(fā)生的一種條件。這種“絕對”限制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于，廣大非戰(zhàn)勝國甚至弱勢戰(zhàn)勝國失去制度建構的話語權卻并非正?，F象。
傳統(tǒng)分工往往取決于兩大要素：首先是客體需要——即充分發(fā)揮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最大作用，體現在人力對其物力的配合上，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就要求什么樣的分工關系;其次是主體需要——勞動主體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則，對分工關系做出考量和判斷，然后，決定設置什么分工崗位以及如何上崗的條件。
現代分工仍然以主體需要和客體需要為前提。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被置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中，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都以世界范圍為對象;并且，所有物力資源往往都需要國家主體予以承載或制約，換句話說，取決于國家主體需要。人們如何認識這些資源將決定著能夠獲取多少利益。最終利益歸屬將取決于國家主體認知水平和掌控資源能力上。
社會主義價值觀對分工機制的優(yōu)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秉持個體本位價值觀，自然是從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出發(fā)考慮分工關系形成;這具有合理性。但是，社會主義秉持社會本位價值觀，卻很容易形成換位思考，即站在他人或合作對象立場上考慮分工關系的建構。無疑，這樣會拓寬人們的視野，使分工關系照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更容易形成通力合作的局面。
國家主體作用與價值觀密切相關。個體本位價值觀置國家以尷尬地位，國家被視為個人權利的某種“讓渡”，屬于個人價值“異化”(霍布斯)現象，被斥之為“不能沒有的壞東西”，當然在職能上被壓縮至最小范圍;社會本位價值觀必須依靠國家，國家承載著超越所有其他主體更為廣泛的社會責任，為了履行這些責任，國家不僅需要組織前后相繼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而且需要為這些戰(zhàn)略合理性提供價值層面的解釋，換言之，國家需要把資源配置與價值建構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履行自身職能。在這方面，個體本位價值觀已經輸了先機。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條件下，國家主體擁有得天獨厚優(yōu)勢，一方面，國家是自身領土范圍內物質資源最大擁有者，國有生產資料自不待言，即便是私有制生產資料，國家通過財稅等政策也是強大的引領者;另一方面，國家是本國和全球信息資源最大擁有者，任何其他經濟主體都無法像國家這樣，掌握如此系統(tǒng)完整的信息和擁有運用大數據的能力。所謂分工機制所體現的效率原則，離開國家主體作用是很難真正達到的。
同樣，“隱蔽中的腳”雖然源自于分工關系本身的存在，卻仍然存在“如何走”或“走快走慢”的選擇問題。當下資本主義所創(chuàng)設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決定了“強者支配”的分工關系原則，同時也決定了分工機制的基本走勢。“強者支配”原則當然是強者一方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考慮分工關系設置的，弱者分工地位完全服從于強者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應該指出，在弱者尚不能有效管理自身資源的條件下，這一原則具有經濟合理性——“強者支配”所形成的資源配置有序性使弱者獲得了相關的穩(wěn)定利益;然而，一旦弱者具備了對擁有資源的管理能力，這種“強者支配”原則就弊大于利了。弱者希望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去實現擁有資源的配置，而不是按照強者利益最大化目標去實現這一配置。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弱者隨著逐步發(fā)展，視野已經打開，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有了更深刻認知，更加渴望獲得經濟自主權。如此一來，強者繼續(xù)支配的意志和弱者自主裁決的愿望就難免發(fā)生沖突。當今世界之所以仍然飽受霸權主義和欺凌現象滋擾，包括所謂單邊主義，實際是強勢國家頑固堅持自身主導權和支配權的表現，面對新形勢下強弱主體之間矛盾，必須警惕對方采取軍事手段維護既得利益。
分工關系擴大或深化，是形成分工理性成果共享的載體，因此，人類必須認真對待各種主體的平等交換關系問題，從邏輯上把它看作一種發(fā)展方式。人們已經清楚意識到，面對國際合作形勢發(fā)展，單純一個“強者俱樂部”的7國集團遠遠不夠，20國集團吸收了若干發(fā)展中國家仍然不敷需要，在更大范圍、更廣程度、更多樣態(tài)上組織分工合作已經變成了一種時代要求。中國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出了“一帶一路”等實施載體，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使所有經濟主體平等化，把資源配置范圍拓展到全球所有國家，就是在營造當代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上的一種思想解放。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世界社會主義前景
中國改革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關于人類理想社會的理解，也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崇高的歷史使命，展示了社會主義運動振興的光明前景。
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當代解讀。人類對理想社會向往只能建立在高度發(fā)展的生產力基礎之上。馬克思很早就說過：共產主義具有經濟性質。列寧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問題在于：如何實現這種高水平社會生產力?在時代條件發(fā)生重大變化情況下，現代社會主義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其一，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從“生產資料”轉移至“勞動能力”。在漫長的自然經濟時期，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勞動以體力支出為主。受人體自然性限制，體力勞動能力往往呈現為某種常量;唯一體現變化的是生產資料技術水平。當大機器出現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理想社會物質基礎已經具備，只要采取計劃經濟，就能夠充分發(fā)揮其生產潛力，實現“按需分配”。
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表明腦力勞動進入物質生產過程之后，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更新取決于勞動能力發(fā)展，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yōu)勝劣汰”機制推動勞動能力持續(xù)發(fā)展。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最終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原因就在于市場經濟激勵勞動，抓住了生產力發(fā)展第一致動要素。
其二，生產關系平等基礎從“生產資料公有制”修正為“勞動方式腦力化”。馬克思時代，資產階級利用生產資料私有制，迫使雇傭勞動者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并從中對后者進行剝削。所以，要實現勞動者平等，只能消滅私有制。但是，現代市場經濟表明：勞動力商品制在馬克思時代伴隨著剝削壓迫的罪惡，與該類商品交換缺乏法治規(guī)范聯系在一起;勞動力商品制是以物為基礎人的獨立性的客觀要求，是人類發(fā)展個體勞動能力的基本方式，也是實現以能力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平等的必由之路;所謂勞動能力平等，就是消除腦體勞動這種質差，實現勞動方式腦力化。
顯然，生產資料公有制依靠社會革命，需要一次性完成，而勞動方式腦力化依靠按勞分配推動，需要持續(xù)性發(fā)展。這意味著，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積累需要一個漸進過程。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在作為理想社會出現之前，首先需要作為一種優(yōu)越發(fā)展方式存在。應該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一種發(fā)展方式，它之所以“優(yōu)越”，就在于對“競爭機制”和“分工機制”的雙重運用，尤其是在“分工機制”方面運用社會主義特有的社會本位價值觀，把通過無產階級解放實現人類解放目標，從政治領域中的階級斗爭轉變?yōu)榻洕I域中的資源配置，形成了比資本主義更為廣泛的動員勞動的能力。
其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從“置換性劇變”調整為“持續(xù)性漸變”。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對既得利益的重大調整，只能仰仗強有力政治權力完成;馬克思為此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后者只能運用階級斗爭獲勝方式取得。傳統(tǒng)社會主義一度認為：暴力革命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基本規(guī)律，即置換性劇變。勞動方式腦力化需要豐厚的社會財富積累，后者要求運用按勞分配方式持續(xù)激勵勞動。在一定意義上，按勞分配是運用制造利益差別方式去創(chuàng)造利益平等的條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止步于“利益差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進到“利益平等”。雙方開始于“形似”，終結于“神異”。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體現為持續(xù)性漸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使命。顯然，中國改革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應了時代條件變化，與共產主義運動當代要求相一致。其一，“政府更好發(fā)揮作用”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持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區(qū)別在于政治權力作用不同。如果說，凡市場經濟皆需法制前提，因而需要政府發(fā)揮一般作用的話，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政府更好發(fā)揮作用，則體現為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堅持上。
共同富裕目標的動態(tài)表述，就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而美好生活取決于生產力發(fā)展。過往生產力發(fā)展被解讀為計劃經濟方式，其前提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意味著社會必須通過革命方式剝奪私有者。中國改革修正了這一點，發(fā)展生產力依靠市場經濟對勞動者積極性調動。這是社會主義理想目標從客體條件向主體條件的轉變。
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強者支配”秩序的突破。中國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針對的就是既有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強者支配”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主張“合作共贏”，前提則是“主體平等”理念，它所衍生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無疑大大拓展了人們對建構分工關系的考察視野，使全球資源“強者主導”的線性配置轉變?yōu)?ldquo;主體平等”的立體配置，后者使人類資源配置方式進入多樣化、多層次狀態(tài)，“隱蔽中的腳”所體現的分工成果共享機制獲得更加充分的發(fā)展機會，整個人類文明進程將大大加快，世界將進入新的繁榮發(fā)展局面。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目的是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zhàn)，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fā)展。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同聯合國、東盟、非盟、歐盟、歐亞經濟聯盟等國際和地區(qū)組織的發(fā)展和合作規(guī)劃對接，同各國發(fā)展戰(zhàn)略對接。全球化經濟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中國將加強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宏觀政策協(xié)調，努力創(chuàng)造正面外溢效應，共同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xù)、平衡、包容增長。規(guī)則和信用是國際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基石，也是國際經貿關系發(fā)展的前提。中國積極支持和參與世貿組織改革，共同構建更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guī)則。“我們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倡導多邊主義，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推動各方各施所長、各盡所能，通過雙邊合作、三方合作、多邊合作等各種形式，把大家的優(yōu)勢和潛能充分發(fā)揮出來，聚沙成塔、積水成淵。”[4]
其三，中國“共同價值”觀對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超越。2015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講壇上提出：“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5]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21世紀公開闡明人類共同價值觀。在此之前，西方國家主張普世(適)價值觀，認為它超越民族、種族、國界和信仰，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價值觀，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最低尺度，或者說是人類道德的共同底線。其中突出堅持的則是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原則。這些內容被賦予西方實踐載體，例如，“民主”被解讀為多黨制、一人一票、三權分立;“自由”被解讀為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等自由;“人權”概念在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被表述為：天賦人權是平等的，天賦人權不可侵犯。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規(guī)定：“人類生而自由，在權利上生而平等。”在普世價值名義下，如亨廷頓所說：“西方正試圖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納入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6]
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土壤中生長形成的。恩格斯說，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是更徹底的發(fā)展”。[7]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原則源自于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提出的原則，但較之他們“更徹底”。這種“更徹底”表現在價值體系構成上更為完整。所有價值，無論共同價值還是普世價值，最終都將體現在實現路徑上，但路徑的落實，則取決于能否形成相關的實踐原則。
社會主義共同價值觀具有鮮明的當代性和實踐性。其中，“和平、發(fā)展”設置了共同價值的政治經濟前提，西方普世價值失去了這一前提，就有可能搞“顏色革命”和霸權主義;“公平、正義”強調了共同價值的法制倫理條件，普世價值則可能以放棄或沖擊現有秩序為代價去推行自己的主張。也就是說，普世價值止步于具體路徑層面，為相關主體的任意解釋預留了空間。這個世界在西方普世價值橫沖直撞中經歷風風雨雨，不能說與此無關。
價值觀是人類對一般有用性的判斷，經由文明史積淀形成，其基本內核具有穩(wěn)定性。社會主義共同價值是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升級版，是后者深化。雙方并沒有根本沖突，之所以演化出不同社會實踐和制度形態(tài)，關鍵在誰為了何種目的使用這些概念，普世價值之所以被轉變?yōu)椴邉?ldquo;顏色革命”的一根鞭子，取決于資本強國維護自身特權利益的一己私心。共同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框定了普世價值內涵：可以用，這是第一判斷;在目標和規(guī)則下使用，是第二判斷。普世價值只有被置放在目標和規(guī)則框架中，才可以正確發(fā)揮作用。
世界社會主義走向振興前景。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成現代化強國的旗幟效應。目前，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展現自身的強大發(fā)展?jié)摿?，這樣一來，它就能夠起到榜樣示范作用。如果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出現之前，人們對社會主義向往取決于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排斥的話，那么，一旦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現實，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只能發(fā)生在后者能夠創(chuàng)造更好生產方式和最佳生活方式方面。這是一個必須拿事實說話的時代。社會主義成就越是光彩奪目，就越是吸引人們的注意，也越是會影響世界的輿論關注和好評。
旗幟效應會對擁有社會主義傳統(tǒng)資源的國家發(fā)揮作用，例如現存社會主義國家，過往社會主義國家，擁有社會主義政黨力量及運動經驗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在這些國家之所以得而復失，是因為失去了持續(xù)下去的群眾基礎，當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很有可能會點燃已被深藏心底的社會主義夢想。那些擁有社會主義傳統(tǒng)的國家，那些存在共產黨人重要影響的國家，將很可能率先推動本國這種選擇向社會主義方向靠攏。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多社會主義思想資源，更容易喚起過往的記憶。
其二，“一帶一路”模式對形成世界秩序的示范效應。“一帶一路”主張，吸引了一大批國家參與，隨著這些國家經濟形勢的好轉，會形成巨大的政治向心力，除了經濟活動的漸趨一致外，也會對政治體制產生重要影響。歷史事實證明，政治往往是跟著經濟走的，一定的經濟體制必然要求相應政治體制伴隨。須知，中國改革成功與其說是經濟領域成功，不如說是政治領域的成功。較之西方國家，中國突出地彰顯了執(zhí)政黨及國家權力地位，后者無論是在資源配置方面還是在價值引導方面，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該作用發(fā)揮的前提，既體現在政治權力以人民為中心的性質，也體現在防治腐敗以及執(zhí)政黨全面從嚴治理，這種政治新風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帶一路”首先牽動的是發(fā)展中國家，如果中國人在短短數十年就消除了貧困現象，如果在中國幫助下能夠使他們走上脫貧致富道路，他們對中國乃至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親和力自不待言，這里并不排除有些國家干脆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其三，“共同富裕”生活方式對人類發(fā)展的引領效應。當代最為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擁有巨量財富，但由于貧富兩極分化，仍然無法實現社會和諧。隨著中國崛起，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中國道路在價值觀和體制層面與之不同，已經挑戰(zhàn)到其安身立命原則。鑒于資源存量仍具優(yōu)勢，西方大國不會輕易認輸，為使自己能夠繼續(xù)保有霸權地位，在一段時期內，將采取種種方式，包括某種極限施壓的邊緣政策試圖打壓中國發(fā)展勢頭，甚至可能在某種范圍訴諸武力。但是，如上所述，由于生產方式方面略勝一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調動起更多資源力量從事經濟發(fā)展，致使這種雙方相持的戰(zhàn)略結果很快就水落石出。
一旦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旦達到了社會共同富裕目標，資本主義國家就會相形見絀;“共同富裕”生活方式形成，無疑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如果當今發(fā)達國家無緣率先實現，卻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對這些發(fā)達國家的沖擊力絕對不可小覷。這些國家比較健全的民主政治體系，會因此出現不同聲音和主張，乃至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傾向于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勢力和政黨，由于民意日漸支持，他們會形成越來越大力量，直至最終影響到國家發(fā)展的政治方向。
從以上分析看，社會主義運動走向振興是可以期待的。但至少需要30年左右時間，上述發(fā)展才能呈現出顯著成果。在此之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角力不會停止：這是兩部分人類對所選擇不同發(fā)展道路優(yōu)劣比較的競爭，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擁有自身歷史傳統(tǒng)，都形成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都獲得過推動人類發(fā)展進步的成果;雙方都不會輕言失敗，會盡可能發(fā)揮所包容生產力的一切潛能。兩種制度目前處在戰(zhàn)略相持階段：從既有資源力量看，資本主義仍然強于社會主義，從呈現發(fā)展趨勢看，社會主義顯然優(yōu)于資本主義;因此，兩種制度各擅勝場。
正是這一階段，對社會主義而言，是必須慎之又慎的時期。社會主義雖然取得了重要發(fā)展成績，但并沒有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真正超越——這種超越只能體現在社會主義為人類提供了“共同富裕”的生活方式上，后者也許包括社會主義在人均GDP方面對資本主義的趨近或超越，但肯定不會歸結為這一指標。問題的實質將體現在同樣財富總量能夠為人民提供的生活質量優(yōu)劣上。
也許，社會主義經由改革而崛起，是21世紀人類發(fā)展必然仰賴的矛盾運動過程：資本主義因其有效調動了勞動資源而推動人類獲得了迅速進步，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并沒有消除社會對抗;傳統(tǒng)社會主義直接從消除社會對抗出發(fā)去推動社會主義實踐，卻因失去創(chuàng)造財富的領先地位而相形見絀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改革沿襲了消除兩極分化目標，但汲取了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財富功能，并且注入了自身價值目標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備了更強創(chuàng)造財富能力。這樣，人類兩制關系競爭，優(yōu)劣態(tài)勢已經分明。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將首先作為一種理想發(fā)展方式，取得引人注目成就之后，才作為理想社會形態(tài)呈現。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成為人類共同選擇機制，不再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走一條暴力革命的政治變革之路，而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走一條經濟發(fā)展的模式創(chuàng)新之路。
顯然，必須牢記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所形成的歷史性貢獻。沒有階級斗爭理論，當年落后民族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也就無緣建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目標的社會主義政治權力。雖然，無論昔日無產階級還是落后民族，都因受盡剝削壓迫而被迫拿起武器反抗資本統(tǒng)治，并因此在經濟發(fā)展領域形成對資本的對抗性認識;但是，從歷史長河來看，落后民族和弱勢階級的崛起，卻因堅持這種認識而形成了創(chuàng)新動力，體現了人類繼續(xù)進步的客觀需要。
歷史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過。社會主義在中華民族推動下獲得重振機遇，其實并非偶然。中華文化屬于人類獨一無二的文化現象，它承載歷史重任只能在吸納西方文化積極成果的基礎之上。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生長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的話，那么，它要承載全人類解放使命，就必須包含中華文化資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現代化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成功，不僅體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將體現在世界社會主義偉大振興。
注釋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346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頁。
[4]習近平：《齊心開創(chuàng)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9年4月27日。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頁。
[6][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62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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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論新型兩制關系與世界社會主義前景
